2009年7月19日 星期日

觀察環保運動的一些改變



去年底我終於卸下了綠盟秘書長的職位,想要有一些沉澱與對未來生涯的思考,今年初正式離職,開始人生中的最後一場流浪,以及準備記錄片拍攝的計畫。


不過,我是個不乾脆的人,心中一直記掛著團體的發展與生存的艱難處境,也依然花時間幫忙一些重要的議題經營,最近被別人好心地指出我不能老是黏著不走,為此認真反省了一下。也許我是多操心了,沒有什麼地方是非誰不行的,也許我必須放下過去,才能往前走。

但望眼未來,尋找人生的出路之際,我仍希望能不負組織長年的栽培,將自己對環保運動的一些觀察與心得整理出來,留給之後的工作者參考,讓經驗傳承下去。>

以下這篇是關於環運的一些淺薄觀察,未來還會試寫關於環運工作者的處境與困難,歡迎指教囉!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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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察環保運動的一些改變


因應社運的低迷,近來陸續看到有一些探討社運如何再起的研討會,有著許多政界與學界的關心者參與,但其中卻少有社運界的第一線,也就是從業人員的聲音。也許保持超然有著一定的理論高度,但我相信社運的困境是顯現在社運工作者每日的生活與工作中,也許從行動者的角度,能提供瑣碎卻更真切的事實。

我的運動經歷始於參加大學的學運社團,從參與者逐漸到更積極的行動者,1997年大學畢業後,開始在環保團體學習與實踐,從義工、專案人員、半職到全職工作人員,一路走來,有著一段不算短的成長期,不管對於環保運動或是在運動中的自己,一直都在思考辨證中。環保運動從以前到現在的一些改變,有的有答案,有的沒答案,在此我暫且拋磚引玉,以己身的實踐與觀察,試圖整理出一些筆記,以供參考,而這也是屬於我這個三十世代的環運工作者的小小心得。



抗議地點改變了


跨越了80與90年代的環保運動,最大的差別是,動輒數萬人上街頭的場面已很難見到了,但除了參與者的人數之外,有些部份也開始慢慢地在改變,首先是抗議的地點改變了,記得從前常去經濟部抗議不當的開發政策,如今卻慢慢地都改去環保署,一方面可以說是從94年開始環境影響評估法的制定,讓開發行為有了制度性的環境關卡,環保署終於有了把關機制,所以才開啟了這個戰場;一方面卻似乎也表示環評機制出了問題,常淪為開發行為背書的橡皮圖章,讓民間無法信服,導致抗議頻頻。

當身負政策責任的行政首長面對抗議時,可以推給所謂專業的環評委員;當開發案經過環保署審核通過之後,後續的環境改善要求,廠商無須認真執行也無人監督,環保署僅是個權輕責重的揹黑鍋單位,是政府經濟決策機制下的擋箭牌,環保團體與居民們以環評作為主戰場,意味著環運無力的前兆。

當資訊公開法公佈了,資訊卻仍難以公開;政治開放了,民眾仍無法參與決策;環評法實行了,不當的開發案還是一個個通過。抗議地點的改變,顯示了台灣的民間力量已無法從源頭阻擋,僅能在後端監督,這是環境運動的一大警訊。



抗議語言改變了


70~80年代的環保運動從遍地烽火的公害抗爭開始,帶起民眾對環境的重視以及對經濟代價的反省,引發了風起雲湧的環保風潮。這二十多年來,一整代人親身經歷台灣從童年時的好山好水,變得如今滿目瘡痍,不可諱言的是,環境意識的確大為提升,但環保議題從街頭上的顯學,逐漸轉化成政客以及廣告的流行用語,真正動搖經濟與政治結構的深層綠色意識,卻一直無法有效訴諸公眾。

主流媒體不斷地灌輸民眾對立二元論,認為環境與經濟是只能擇一的衝突,合理化了繼續掠奪利益的資本家,記得在去年的環境NGO會議上,蠻野心足協會的理事長文魯彬曾說:「我們不應再叫做環保團體了,應該稱自己是另類的經濟團體。」深深表達對這種語言陷阱的不滿,讓民眾總是誤以為環保團體是不顧經濟的理想主義者。

十年前,許多人以為所謂的綠色經濟是不可能的夢想,但十年後,已是各國力行的新經濟改革。環保的種種理念也許是因走在時代之前,才必須受盡懷疑與指責,抗議的語言從反污染愛土地,轉變到要綠色經濟、綠色能源,綠色生活方式,是時勢而不得不然。


抗議群眾改變了


動輒萬人的環保運動對比現下的冷清,相信許多運動工作者心中都有疑問:群眾都到哪兒去了?往好的方面想,是因為社會的矛盾不再這麼嚴重,沒有激起大眾非得要走上街頭的欲望,但眼看受到不當開發政策影響的民眾沒有減少,仍持續在各地發聲,不得不去深思到底是群眾出了問題?還是運動方式出了問題?

當環保界失去了群眾來要求政府與民意代表就範時,取代之計就是讓自己變得更專業,或者是更會運用媒體,以游說、施壓的方式達成運動目的,我開始擔心環保團體越趨專業與精準的運動操作方式,會越來越與群眾脫節,成為菁英組織。但最近有些運動界的前輩告訴我,不應該再抱著從前的運動想像,要去組織廣大的草根群眾,卻始終抓不到實際的人事物,還不如好好經營關心這些議題的小眾,憑一己之力能擋下多少環境破壞,就盡力去做。

聽完我真的無言以對,因為目前的運動困境是如此明顯,許多團體連生存都已不易。議題明確、專業分工的NGO,的確是目前團體經營最順利的一群,即使不經營草根、不經營大批會員,也能吸引一批出錢出力的支持者,甚至資源可獨立從民間而來,不再像以往的NGO還須仰賴部分的學界與政府資源。

我們可以不再期待揭竿而起、一呼百諾的革命,但我也難以相信只單憑少數運動者之力,就能改變開發政策背後的政經結構,個案的成功放到未來的歷史格局來看,功過難言,現下我只知道改革的過程需要投入更多耐力與時間,需要不停地嘗試與反省。

群眾的改變,除了代表社會環境的改變,也代表了運動者必須做出適應環境的改變,而那樣的改變會帶我們走到哪裡?仍是一個未解的問題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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