觀察環保運動的一些改變

去年底我終於卸下了綠盟秘書長的職位，想要有一些沉澱與對未來生涯的思考，今年初正式離職，開始人生中的最後一場流浪，以及準備記錄片拍攝的計畫。

不過，我是個不乾脆的人，心中一直記掛著團體的發展與生存的艱難處境，也依然花時間幫忙一些重要的議題經營，最近被別人好心地指出我不能老是黏著不走，為此認真反省了一下。也許我是多操心了，沒有什麼地方是非誰不行的，也許我必須放下過去，才能往前走。

但望眼未來，尋找人生的出路之際，我仍希望能不負組織長年的栽培，將自己對環保運動的一些觀察與心得整理出來，留給之後的工作者參考，讓經驗傳承下去。>

以下這篇是關於環運的一些淺薄觀察，未來還會試寫關於環運工作者的處境與困難，歡迎指教囉!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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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察環保運動的一些改變


因應社運的低迷，近來陸續看到有一些探討社運如何再起的研討會，有著許多政界與學界的關心者參與，但其中卻少有社運界的第一線，也就是從業人員的聲音。也許保持超然有著一定的理論高度，但我相信社運的困境是顯現在社運工作者每日的生活與工作中，也許從行動者的角度，能提供瑣碎卻更真切的事實。

我的運動經歷始於參加大學的學運社團，從參與者逐漸到更積極的行動者，1997年大學畢業後，開始在環保團體學習與實踐，從義工、專案人員、半職到全職工作人員，一路走來，有著一段不算短的成長期，不管對於環保運動或是在運動中的自己，一直都在思考辨證中。環保運動從以前到現在的一些改變，有的有答案，有的沒答案，在此我暫且拋磚引玉，以己身的實踐與觀察，試圖整理出一些筆記，以供參考，而這也是屬於我這個三十世代的環運工作者的小小心得。



抗議地點改變了


跨越了80與90年代的環保運動，最大的差別是，動輒數萬人上街頭的場面已很難見到了，但除了參與者的人數之外，有些部份也開始慢慢地在改變，首先是抗議的地點改變了，記得從前常去經濟部抗議不當的開發政策，如今卻慢慢地都改去環保署，一方面可以說是從94年開始環境影響評估法的制定，讓開發行為有了制度性的環境關卡，環保署終於有了把關機制，所以才開啟了這個戰場；一方面卻似乎也表示環評機制出了問題，常淪為開發行為背書的橡皮圖章，讓民間無法信服，導致抗議頻頻。

當身負政策責任的行政首長面對抗議時，可以推給所謂專業的環評委員；當開發案經過環保署審核通過之後，後續的環境改善要求，廠商無須認真執行也無人監督，環保署僅是個權輕責重的揹黑鍋單位，是政府經濟決策機制下的擋箭牌，環保團體與居民們以環評作為主戰場，意味著環運無力的前兆。

當資訊公開法公佈了，資訊卻仍難以公開；政治開放了，民眾仍無法參與決策；環評法實行了，不當的開發案還是一個個通過。抗議地點的改變，顯示了台灣的民間力量已無法從源頭阻擋，僅能在後端監督，這是環境運動的一大警訊。



抗議語言改變了


70~80年代的環保運動從遍地烽火的公害抗爭開始，帶起民眾對環境的重視以及對經濟代價的反省，引發了風起雲湧的環保風潮。這二十多年來，一整代人親身經歷台灣從童年時的好山好水，變得如今滿目瘡痍，不可諱言的是，環境意識的確大為提升，但環保議題從街頭上的顯學，逐漸轉化成政客以及廣告的流行用語，真正動搖經濟與政治結構的深層綠色意識，卻一直無法有效訴諸公眾。

主流媒體不斷地灌輸民眾對立二元論，認為環境與經濟是只能擇一的衝突，合理化了繼續掠奪利益的資本家，記得在去年的環境NGO會議上，蠻野心足協會的理事長文魯彬曾說：「我們不應再叫做環保團體了，應該稱自己是另類的經濟團體。」深深表達對這種語言陷阱的不滿，讓民眾總是誤以為環保團體是不顧經濟的理想主義者。

十年前，許多人以為所謂的綠色經濟是不可能的夢想，但十年後，已是各國力行的新經濟改革。環保的種種理念也許是因走在時代之前，才必須受盡懷疑與指責，抗議的語言從反污染愛土地，轉變到要綠色經濟、綠色能源，綠色生活方式，是時勢而不得不然。


抗議群眾改變了


動輒萬人的環保運動對比現下的冷清，相信許多運動工作者心中都有疑問：群眾都到哪兒去了？往好的方面想，是因為社會的矛盾不再這麼嚴重，沒有激起大眾非得要走上街頭的欲望，但眼看受到不當開發政策影響的民眾沒有減少，仍持續在各地發聲，不得不去深思到底是群眾出了問題?還是運動方式出了問題?

當環保界失去了群眾來要求政府與民意代表就範時，取代之計就是讓自己變得更專業，或者是更會運用媒體，以游說、施壓的方式達成運動目的，我開始擔心環保團體越趨專業與精準的運動操作方式，會越來越與群眾脫節，成為菁英組織。但最近有些運動界的前輩告訴我，不應該再抱著從前的運動想像，要去組織廣大的草根群眾，卻始終抓不到實際的人事物，還不如好好經營關心這些議題的小眾，憑一己之力能擋下多少環境破壞，就盡力去做。

聽完我真的無言以對，因為目前的運動困境是如此明顯，許多團體連生存都已不易。議題明確、專業分工的NGO，的確是目前團體經營最順利的一群，即使不經營草根、不經營大批會員，也能吸引一批出錢出力的支持者，甚至資源可獨立從民間而來，不再像以往的NGO還須仰賴部分的學界與政府資源。

我們可以不再期待揭竿而起、一呼百諾的革命，但我也難以相信只單憑少數運動者之力，就能改變開發政策背後的政經結構，個案的成功放到未來的歷史格局來看，功過難言，現下我只知道改革的過程需要投入更多耐力與時間，需要不停地嘗試與反省。

群眾的改變，除了代表社會環境的改變，也代表了運動者必須做出適應環境的改變，而那樣的改變會帶我們走到哪裡?仍是一個未解的問題。